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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问题二：行政行为的客观违法可以作为推定过错的依据吗？与上述将过错作为违法行政行为构成要件的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违法是一种客观违法，但这种违法是过错的表现，行政行为客观上表现出违法，必然源于主观心理的过错，违法的本质应认定为过错，违法行政行为可作为推定过错的依据， 这和传统的有过错就有责任的概念相一致，因此，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归责原则其实就是过错责任原则。

[9]晋·刘琨：《答卢谌书》：国破家亡，亲友雕残。[7]《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法展现现代法治的基本形象。[26] 总而言之，他所描绘的国家是活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人造体，而主权是一个人造的灵魂。西方国家的历史表明，行政国家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初步阶段。然而，在西方漫长的国家学说发展史中，理想国家的形象却一直层出不穷，推陈出新，它引导并推动着实际的国家建构从城邦向神权国家、神权国家向君主制、君主制再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断演进，恰似一颗颗珍珠串连出西方国家学说的璀璨项链。其一，每一个国家形象都高度浓缩了特定时期的国家观念，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公法使命，并进而指引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方向。

同理，我国行政法治的产生与发展也会不断地改造与变革原本的国家形象，并终将塑成一个全新的国家形象。[4]姜明安教授早在2000年就指出，行政国家只是一个历史阶段，行政法治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走出行政国家。西晋和南朝以黄籍制度登记适龄丁口，南朝历代以户为税赋单位，但士族势力强大导致很多百姓有家籍无国籍，豪门世家隐瞒属民的真实数目，国家户籍的认证真实程度颇为可疑

先秦时期，认证知识已经相当完备，认证标准因此更加合理。公元前206年，刘邦入主咸阳的第一件事便是取秦之版图，[25]承袭秦制建立户籍制度，登记个人的姓名、年龄、住所、身高、肤色等个人特征。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令秦国男子自书年，[23]始皇三十一年（统一中国后第五年）令全国百姓自实田，开个人主动向国家申报纳税财产之先河，不仅为中国历代所沿用，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纳税登记也以自实为原则。

在政治与社会动荡时期，认证的真实性、准确性无法落实，导致严重的税负不公现象。[38]认证的真实性、准确性再次与税役负担合理与否关联在一起。

顺治三年颁布户口律，既区分职业户（军、民、匠、灶、卜、工、乐），又区分民族户（回、番、羌、苗等）。地官司徒》：掌共外内朝食者之食。民国时期有1931-1936年间的大规模经济调查和国民党中央农业试验。[26]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文物出版社，1987：74-75.[27]《旧五代史》卷一零三《后汉隐帝纪》：州县令录佐官，请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

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第二次为配合日本本土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建立了专卖制度。社会经济认证：第36、37、44、48-51、55-57问。宋以后，尽管户籍仍为征税所用，但地籍在国家赋税征收上越来越重要，单独的地籍成为财产认证的基本形式。

州县官吏按照户籍登记年龄，核对本人体貌特征，核查是否谎报年龄逃避税役，从而清理逃户和隐户，此为大索貌阅。[37]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8：134、197-215.[38]张光照、杨致恒：《中国人口经济思想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242-243.[39]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3-28，41.[40]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28.[41]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编：《人口统计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2.[42]这是一种国家结构深入自然村乃至每家每户的理想官僚制度，参见萧公权：《中国农村：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Hsiao Kung-chuan.1960，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of Washington Press ）。

国家政制典籍《周礼》描述了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认证制度设计，人口、财产、产品、行为无所不涉，身份认证、财产认证、福利认证和社会经济认证无所不包，堪称古今中外认证制度的理想蓝图，也为中国历代政治所镜鉴。就长期的认证政治实践史而言，不仅仅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足够的激励和兴趣提高国家的认证能力，收集治下人财物行事的更多特征，建立明确的分类、精细的规则和统一的规范，进而改进国家的各项基本职能。

后来是为了加强濡化能力。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33]唐初武德令还将番胡内附者也区分上中下三个户等，分别赋税优待。最后，发展认证是为了加强对社会经济事务的规管能力，如产品认证、安全追踪等。服务于基本国家目标的重要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着国家认证能力的强弱，关系着在主权完整这一外在结构统一之外能否真正实现治理上的内在统一。[21]参见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261-266.[22]《商君书。

中西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认证能力的强弱，古代中国的认证能力远高于古代西方。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认证知识逐级向上集中，从省级统一过渡到全国统一，从分散隔离、各自独立过渡到互联互通、整合运用，从提升官僚制的理性化过渡到公共服务的最大化，是这些金字工程的基本模式，建立自然人、法人的身份、财产、产品、行为、事务的真实性、准确性、唯一性、整合性是这些金字工程的内在追求，身份证，人口基础信息系统，个人纳税、社保、金融、犯罪与信用基础数据库，机构统一代码标识制度等基础认证体系建设，是中国希望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的最直接体现。上述古代认证的制度简史告诉我们，古代认证主要用于国家的征税、征兵、征役和治安职能，中西之间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

身份、财产、福利和社会经济认证所构成的整个认证体系，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计划之网，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地基，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包含极大身份与财产认证成分的宗教认证贯穿西方历史，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国家达到顶峰，并为现代西方国家的身份和财产认证所借鉴、继承、转化和吸收。

[53]1850以后，由于外国殖民侵略的破坏，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家真正独立以前，一直无法在事实与规范两个层面真正建立全国统一的现代认证体系，基本的身份、财产认证常常久拖不行，福利认证与社会经济认证也就更为迟滞。再后来是为了增强统领能力，维护国家机构的内部凝聚力。秋官司寇》：掌登万民之数。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

以家户为单位建立行政层级，登记万民。宋朝沿袭唐制，由地方官依据民户手实上门登录，并核实家产、升降户等版籍，每三年重造一次，又有依户等定赋役的五等丁产簿、不分主客户的男子年度税役丁账、监督现任官员和州县要人赋税的形势版籍，以及登记应纳税额和所有财产的户帖等多种财产认证形式，宋神宗时期开始推行保甲法。

福利认证：第1、3、7-10、13、14、16、17、23、32问。[47]唐后期长庆年间、五代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柴荣年间实行均天定租法，以百姓手实为基础，地方官员核实并绘制均田图，将税额按实耕田亩均摊。

从宋朝开始，土地分配日益不均，土地成为家户分等的重要依据，方帐、庄帐、碊基簿（自实为基础，再由保正长召集田主、佃户逐块核定设界）、流水簿和兜簿等等单行地籍大量涌现，逐渐与户籍平行。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

[49]北宋以方田均税法、南宋以经界法（在田主自实基础上丈量土地）、推排法（每三年一次估定户口赋税）清理地籍，直接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土地登记。随着黄册越来越脱离实际状况，赋役全书开始兴起，并逐渐与一条鞭法保持一致，丁取代户、口成为重要的赋税人口，清朝顺治八年（1651）至乾隆五年（1740）也以丁数统计为重点，[39]按照性别、年龄、体质区分人口税役负担。[1]参见欧树军：《国家认证能力研究》，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06-2009，第32-39页。[50]明朝洪武二十年开始编制鱼鳞图册，以图形样式标记土地，每块土地都标明政府统一编号、所在行政区名称、所有人姓名、土地位置、面积、草图、边界及土地买卖分割状况。

总体而言，无知无以行，认证是国家行动的前提。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日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究竟我国人口总数确有若干，或增或减？经此调查以后，必须得一精密之统计。第五次为测量土地利用及民众消费与收入，考察民间风俗习惯和政治信仰。

第六次为掌握劳动人口、兵源兵种选择。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